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关键是确保党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艰难探索，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了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引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的独立富强道路，利用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途径，破解了此前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各阶层无力破解的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难题，最终创造了人类社会第一个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形态。
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这就是说，在中国，党规是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依规治党也是依法执政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都不认为社会主义能搞市场经济。所以，习近平同志再三强调我们要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从大革命和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度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到解放战争时期形成新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形成。唯物史观认为，杰出人物是一定历史任务的发起者。然而，该项裁判思路没有遵循体系解释的方法。
从立法目的到法律原则再到具体条文，《民法典》浸润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承载着引导规范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卡尔·拉伦茨强调，法律适用过程的本质就是将某个事实归入某个法律概念之下的逻辑涵摄过程。据此，该案已排除上述两种归责原则的适用而仅剩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考量。(1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4页。
(20)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19)参见西安闻天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李某茹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6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书。
尤其在面对先寻找法律规范、后根据法律规范要件裁剪事实的裁判过程时，法律证立过程必须全面还原法律事实，并在正确解释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要件对照，就能够相互匹配的要件进行罗列，对无法相互匹配的要件进行重点关注。该商业利益即其行为目的，该目的的达成必然损害不特定多数购房者利益，而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系民法对权利行使的实质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善良风俗、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法律事实并非客观事实的还原而是过滤，该项过滤依赖于诉讼程序的设置。
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乡亲邻里、亲朋好友的关系，法律应当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地展开社会交往。前者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并保障法律目的的实现，后者则关涉正义感与共同善的满足。四是不适用公平责任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以夺命香蕉案②为例，苏老太送了几根香蕉给未成年人小覃，小覃又将其中一根香蕉转赠给了同为未成年人的朋友小婷。
(17)参见[德]乌尔弗里德·诺依曼：《法律论证学》，张清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一审法院着眼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维护的目的，疏于对该规则内嵌的对不特定购房主体利益进行保护的社会目的的考察，影响了裁判结果的正义性。
以公序良俗第一案——四川泸州继承案为例，遗赠的目的固然在于实现个人财产的自由处分，但鉴于受遗赠主体的特殊性，该遗赠行为冲击社会善良风俗，二审裁判以遗赠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否定其效力。但一审裁判并未准确理解该规则的规范目的，而是仅依据文义解释形成的理解对该司法解释条文进行了适用，导致了利益保护的失衡。
因为条文的设置大多仅强调行为的外观而未细化到对行为动机的考量，但在面对善意搭载这一更高的善的行为时，对行为动机的考量更应当置于首要位置，并以善的动机对行为过错进行缓和与抵消，且在行为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并进行谨慎看护时，单纯以行为外表不符合法律规范为由进行过错认定明显属于机械适用法律。⑧参见[美]理查德·瓦瑟斯特罗姆：《法官如何裁判》，何海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二)法律发现过程的结束并非司法过程的完结，司法的过程还包括法律的证立对正确法律规范的找寻离不开价值的权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主流价值群，在进行法律发现时会提供道德审视方向，尤其是面对疑难案件时为法律的发现提供重要根据，辅助实现正确法律规范的发现。前者引导我们发现结论，后者帮助我们证明结论。正如帮助接送孩子案⑤，一审法院裁判所引实体法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⑥，判决理由集中于对帮工人过错的分析(骑电动车载两名儿童)，忽略了对帮工人行为本质的考察以及对义务帮工法律规范所内涵道德要求的全面审视，属于典型的事实要素与法律要件的孤立匹配。本文将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典》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典》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的路径入手，探讨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过程中让相对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融入裁判文书说理，最终得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裁判结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的路径以事实为根据是法官审判案件的出发点。该案中一审裁判所选条文规范目的在于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载人行为，该行为限定固然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安全的关怀，但载人行为安全保障的获得并非仅依赖于驾驶主体的谨慎以及合规范性的载人行为，尤其在面对乘坐人明知相关规范的存在却默示同意乘坐以及驾驶人出于善意对乘坐人予以免费搭载时，对行为主体的过错认定就不能也不应当仅仅对条文外观与行为外表进行简单的外部对照。
该项法律发现难称与裁判说理部分逻辑吻合，属于典型的法律要件孤立分析。注重裁判文书说理，把案件的事理、法理、学理、情理、文理说清楚，注重将法理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结合，保障当事人从具体个案中感受司法的尊重和温度。
(12)正如法官时常感觉到自由裁量权既近又远——近是因为裁判者几乎在对每一起案件的审判中，都会行使这样的权力，远是因为很少见到一份裁判文书对裁判者在具体案件中如何以自由裁量权处断各方利益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述。综上，结合该条司法解释的规范目的，对开发商违背诚实信用的诉请合同无效行为不应予以支持且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
在依据诚信原则的要求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后，二审法院又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其价值导向进行了阐述，最后对该项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进行了融合衔接说理。②参见蒋某燕、曾某与覃某邱、苏某弟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211号民事判决书。采用类似该种说理方法的还有帮助接送孩子案的二审判决，该判决既针对具体规则的规范目的进行了说理，又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阐述，做到了法律制度内部说理与外部说理的融合，实现了情理与法理的统一。(12)参见[芬兰]奥利斯·阿尔尼奥：《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宋旭光泽，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64～270页。
司法裁判的价值和追求不应再局限于定分止争或是非抉择，而更应着力推进公共政策与社会规范的完善，推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扬。通常情况，人们同情弱势群体，但是离开事实依据和法律界定，简单用强势与弱势的标签来论是非、定轻重，会损害法治权威。
司法裁判不能脱离价值观的指引，每一个司法裁判背后都体现了价值观。2021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15)从而做到对合法不合理裁判路径的提前规避，在此基础上主动将目光转移至对道德规范的审视，并对道德规范精神与法律规范价值进行对照，选择匹配行为性质的价值指引，并依据该指引确定更优的法律规范，实现法律规范价值与道德规范价值的双契合。在作出价值判断的同时，权衡不同价值判断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从价值与利益冲突中寻求能够产生最佳社会后果的结论。
而就法律事实要素与法律要件之间的匹配是否恰当而言，法律证立的焦点则集中于法律要件的概念内涵是否足以涵摄法律事实。具体到民事审判，一是程序的保障，即保障当事人都有机会走进法院、接近司法。(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辅助实现正确的法律发现寻找案件应适用的法律规范的行为即为法律发现，法律发现是连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桥梁。这样的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
具体到该案而言，一审裁判既已分析指出劝阻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又旋即引用侵权责任法第24条之规定作为实体裁判依据，并判令劝阻者承担公平责任。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的路径本质上属于法律方法论的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帮助裁判者找到正确的裁判依据并提供裁判证立的说理依据，前者即法律的发现，后者则为法律的证立，两者统一于司法过程。仍以电梯劝阻吸烟案为例，对该案进行法律证立的过程首先定位裁判结果，根据裁判结果溯源到公平责任原则，根据该归责原则定位至侵权责任法第24条，后对该条款进行要件拆分。
劝阻者在劝阻老人过程中，保持理性、平和劝阻，也没有证据证明劝阻者对老人进行过呵斥或其他不当行为。法律制度的内部说理是指法律规则的规范说理以及法律原则的内涵说理，本文主要围绕法律规则的规范说理进行探讨。
